宋朝(960—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

　　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挨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只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裡去)。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 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裡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裡來看，那些被逼上樑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樑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樑山的極少。

　　那麼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宋賦稅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潑曰實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那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鋌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

　　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僱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

　　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假如我是​​一個專門搜尋“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話，我甚至可能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當然，我不是)這雖然好像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但認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人的卻決不只我一個，也決不只是在開玩笑。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滸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林沖買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誌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在中學課本里我們曾經讀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對馬可波羅的存在以及他是否來過中國還有爭議，但是世人所公認的是“馬可波羅遊記”描寫的確實是當時歐洲商人接觸到中國文明之後的見聞感受)

　　如果說那些描述還不夠具體的話，我們還可以看一下下面這些事實：
　　宋朝時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宋朝時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術是宋代發明，
　　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始大量應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剛經”卷子);火藥和火器在宋代開始大規模使用(第一次在戰爭中使用火藥的記載是在晚唐);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夢溪筆談”)，在西方，這是近代科學大發展的先聲。
　　宋朝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
　　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32萬貫。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每年商稅收入達1975萬貫，宋朝商稅甚輕，住稅3%，行稅2%，如以平均2.5%計，則一年納稅商品額即達80000萬貫，平均每人8貫以上。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貫或更多。

　　在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同時，宋朝的政局總的來說也比較清明。既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后妃干政，也沒有地方勢力的割據。在“不以言​​論殺人”的傳統下，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那些因為“忤旨”或者被打擊排斥的人們，最多也就是流放嶺南，真的沒有人因此被處死。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宋朝實際上正處於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如果說，中國歷史上真的曾經有過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時機的話，那麼我認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世界，而不是蘇州橋上那幾個等著雇主的機工。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這一切，都被北方刮來的寒風吹得無影無踪!
　　蒙古人的破壞力是極其驚人的。前面我們對這一點已經有所描述，這裡再看幾個數字。
　　金全盛時(1207)有戶768萬，元滅金時(1235)僅得戶87萬，短短28年間在籍戶數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戶1267萬，元滅宋時得戶937萬，也陡減26%，這還沒有包括此後元軍與南宋殘餘勢力作戰3年的殺戮。這減少的上千萬戶，幾千萬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還是死在蒙古騎兵的屠刀之下。
　　堅決不肯同化，試圖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來統治中國的蒙古貴族立刻就使宋朝社會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邁進的步伐戛然而止。近百年後，雖然漢族起義者又奪回了國家政權，但朱元璋卻錯誤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將中國社會重新送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中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英國人的戰艦開進珠江口。
　　當然，如果宋元戰爭是另一個結局的話，中國是不是就真的能發展到資本主義，誰也不敢斷言。就像沒有人知道薩拉米海戰如果波斯人勝利會怎麼樣，勒潘多海戰如果土耳其人勝利會怎麼樣一樣，也沒有人知道崖山海戰宋人勝利會怎麼樣。但是，我們知道的是：宋朝時的中國社會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中最繁榮，發達，最有希望的一段，我們想要擺脫“寄託”的困擾，讓傳說中的中文托福成為現實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