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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妓女的悲慘往事：逼迫吃蝌蚪來打胎
# 1
1952年9月25日晚上，對上海最後的940名暗娼來說，是一個不眠之夜。這天，她們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進了通州路418號——專門改造娼妓的婦女教養所。10個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閉所有妓院。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從此開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耳對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之比作了調查，上海為1：137。1947年國民黨實行公娼制度後，上海妓女業更盛，娼妓總數過10萬。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軍在丹陽駐紮，為接管上海做準備。時年36歲的曹漫之，是軍管會財物接管副主任。當時，即將擔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將娼妓問題提了出來。對於接管上海後是否立即關閉妓院，幹部們爭論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來了熟悉上海情況的黨內外人士座談，這些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理由是，上海百廢待興，如果立刻取締娼妓，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治病，也沒有專門的資金安置就業，只能把她們推向社會，使她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悲慘。
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良久，最後說：“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
培訓管教幹部
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
時任接管專員的王凌青回憶說，第一次進入妓院時，一個老鴇問他們：“小姑娘要不要? ”見他和同伴沒有回答，就一路追著拉皮條。直到他們說自己是公安時，老鴇才被嚇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裡面有當時很少見的電風扇，還有電話。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發表了“妓女脫離賣淫生涯，'龜門'索要贖身費違法”的講話，妓女數量開始減少;而8月間公佈的包含“不得強迫妓女接客和廢除妓女與院主之間一切契約”在內的14條，更讓妓院變得蕭條起來。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減少到79家。也就在此時，上海市民主婦聯和家庭婦聯抽調了50名婦女幹部到民政局報到，在通州路418號集中學習了整整20天。
這個地點，很快變成了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而這批婦女幹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幹。“我們這些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 ”楊潔曾就是這批婦女幹部中的一員，她後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關閉殘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進了教養所。10個月後，上海展開了第二波針對私娼的清理活動，940名暗娼也走進了通州路418號。
珍貴的青黴素
穿著旗袍、畫著濃妝、哭泣著的娼妓們，在這裡與穿著土布軍棉服的楊潔曾和她的同事們相遇了。
頭一件事是動員和訴苦大會。但最初她們卻並不領情。轉任民政局局長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婦女教養所開動員大會，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進去，就有一個妓女站起來說：“姐妹們，哭!”全場妓女隨之號啕，哭了兩個多小時。
在民警將妓院主、老鴇等人押上台，宣布她們被逮捕、勞教時，妓女們開始有了變化。一個叫陳翠英的女子第一個走上台，控訴妓院老闆將自己騙入妓院、強迫賣淫，還將自己的姐妹罰跪在碎玻璃上，最終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講了出來。
一個個妓女開始控訴曾經的苦難。她們中，有長了楊梅大瘡而被老闆用烙鐵烙的，有被逼著吃蝌蚪打胎的。說著說著，台上台下哭聲一片。管教所的女幹部們也在落淚。
醫生們給這些女子檢查身體，發現她們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還有不少人有肺結核、心髒病。
治療性病最有效的藥品是青黴素，而當時的新中國還不能自產，由於西方封鎖也無法進口，只有從國民黨那裡繳獲的為數不多的一些，還預備留給負重傷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曹漫之向陳毅匯報時，陳毅沉吟半晌，親筆手令各解放軍縱隊後勤衛生部，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婦女教養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們，在聽說政府用比黃金還貴的青黴素為自己治病時，都不再說一句話。
“新生牌”
長期的娼妓生活使這些女子們失去了尊嚴，嬉皮笑臉，拉拉扯扯，讓人輕不得重不得。她們中有些人，甚至連一塊手帕都不會洗。勞動，是這些人獲得尊嚴和新生最關鍵的一步。
教養所最初也是強制勞動，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場，每天8小時，但效果並不好，很多人藉口生病、上廁所來溜號。
幹部們決定換個法子。根據個人愛好和身體條件，學員們可以選擇搖紗、織襪、織毛巾、縫紉等，這一來，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工會贈送的手搖織襪機，給這些曾經的娼妓們帶來了快樂和新生的勇氣。管教幹部們回憶，大家都很拼命地搖，一方面為了表現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贖的心情。
這些產品，後來被取名為“新生牌”，有襪子，也有毛線，由上海百貨公司統一收購，全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
1953年，上海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有一個方隊全是年輕姑娘，她們手中舉著的標語寫著8個字：上海市婦女教養所。
這一年臨近春節時，教養所走出了第一批學員，19個人被幾個大工廠錄用為工人，這在當時，足以令人驕傲。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從1953年為社會所知後，有一些青年男子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幹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成過一段好姻緣。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耳對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之比作了調查，上海為1：137。1947年國民黨實行公娼制度後，上海妓女業更盛，娼妓總數過10萬。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軍在丹陽駐紮，為接管上海做準備。時年36歲的曹漫之，是軍管會財物接管副主任。當時，即將擔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將娼妓問題提了出來。對於接管上海後是否立即關閉妓院，幹部們爭論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來了熟悉上海情況的黨內外人士座談，這些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理由是，上海百廢待興，如果立刻取締娼妓，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治病，也沒有專門的資金安置就業，只能把她們推向社會，使她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悲慘。
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良久，最後說：“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
培訓管教幹部
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
時任接管專員的王凌青回憶說，第一次進入妓院時，一個老鴇問他們：“小姑娘要不要? ”見他和同伴沒有回答，就一路追著拉皮條。直到他們說自己是公安時，老鴇才被嚇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裡面有當時很少見的電風扇，還有電話。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發表了“妓女脫離賣淫生涯，'龜門'索要贖身費違法”的講話，妓女數量開始減少;而8月間公佈的包含“不得強迫妓女接客和廢除妓女與院主之間一切契約”在內的14條，更讓妓院變得蕭條起來。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減少到79家。也就在此時，上海市民主婦聯和家庭婦聯抽調了50名婦女幹部到民政局報到，在通州路418號集中學習了整整20天。
這個地點，很快變成了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而這批婦女幹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幹。“我們這些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 ”楊潔曾就是這批婦女幹部中的一員，她後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關閉殘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進了教養所。10個月後，上海展開了第二波針對私娼的清理活動，940名暗娼也走進了通州路418號。
珍貴的青黴素
穿著旗袍、畫著濃妝、哭泣著的娼妓們，在這裡與穿著土布軍棉服的楊潔曾和她的同事們相遇了。
頭一件事是動員和訴苦大會。但最初她們卻並不領情。轉任民政局局長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婦女教養所開動員大會，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進去，就有一個妓女站起來說：“姐妹們，哭!”全場妓女隨之號啕，哭了兩個多小時。
在民警將妓院主、老鴇等人押上台，宣布她們被逮捕、勞教時，妓女們開始有了變化。一個叫陳翠英的女子第一個走上台，控訴妓院老闆將自己騙入妓院、強迫賣淫，還將自己的姐妹罰跪在碎玻璃上，最終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講了出來。
一個個妓女開始控訴曾經的苦難。她們中，有長了楊梅大瘡而被老闆用烙鐵烙的，有被逼著吃蝌蚪打胎的。說著說著，台上台下哭聲一片。管教所的女幹部們也在落淚。
醫生們給這些女子檢查身體，發現她們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還有不少人有肺結核、心髒病。
治療性病最有效的藥品是青黴素，而當時的新中國還不能自產，由於西方封鎖也無法進口，只有從國民黨那裡繳獲的為數不多的一些，還預備留給負重傷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曹漫之向陳毅匯報時，陳毅沉吟半晌，親筆手令各解放軍縱隊後勤衛生部，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婦女教養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們，在聽說政府用比黃金還貴的青黴素為自己治病時，都不再說一句話。
“新生牌”
長期的娼妓生活使這些女子們失去了尊嚴，嬉皮笑臉，拉拉扯扯，讓人輕不得重不得。她們中有些人，甚至連一塊手帕都不會洗。勞動，是這些人獲得尊嚴和新生最關鍵的一步。
教養所最初也是強制勞動，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場，每天8小時，但效果並不好，很多人藉口生病、上廁所來溜號。
幹部們決定換個法子。根據個人愛好和身體條件，學員們可以選擇搖紗、織襪、織毛巾、縫紉等，這一來，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工會贈送的手搖織襪機，給這些曾經的娼妓們帶來了快樂和新生的勇氣。管教幹部們回憶，大家都很拼命地搖，一方面為了表現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贖的心情。
這些產品，後來被取名為“新生牌”，有襪子，也有毛線，由上海百貨公司統一收購，全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
1953年，上海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有一個方隊全是年輕姑娘，她們手中舉著的標語寫著8個字：上海市婦女教養所。
這一年臨近春節時，教養所走出了第一批學員，19個人被幾個大工廠錄用為工人，這在當時，足以令人驕傲。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從1953年為社會所知後，有一些青年男子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幹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成過一段好姻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