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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扬州十日记》不是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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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立人 汤杰 顾一平
《扬州史志》今年第一期，载有《〈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该文断言：“此是伪书，毫无价值可言。”并称这是作者“细读此书”的“发现”。
本月10日，黄继林先生在网上发现《〈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母本”《〈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我们比照《证讹》，细读该文，发现该文的框架结构、思想脉络基本沿袭《证讹》，不少语言系抄自《证讹》的原文原句，而作者未作任何交代与说明。
《证讹》一文仅止于证“讹”，而该文则进一步证“伪”。“讹”也者，错误也；“伪”也者，造假也。“讹”之于“伪”，相距远矣！
《扬州十日记》果真是伪书吗？果真是毫无价值可言吗？我们的看法是：它绝不是伪书，而是不可多得、秉笔直书的史书；它不仅有史学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较之《〈扬州十日记〉证讹》，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些作者所见、所想的乡土材料，我们不妨对这些乡土材料一一加以考订。
扬州城墙置放大炮的宽窄问题
论据之一，《扬州十日记》中说：“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由此发问：“扬州城头上果真这样狭窄吗？”文章引用《乾隆江都县志》卷二记述，又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述指出：“扬州城厚一丈五尺，高三尺。”再以1950年作者来到扬州，登城的感受是“和今天南京保留下来的城墙差不了多少”，来加以印证。复以清初大炮长不到3米来类比，指出：“何况炮口还要伸出城墙之外。书中说由于城墙上过于狭窄，炮具无法放置，这是错误的。”因而“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王秀楚没有见过扬州城的雄姿，也没有从书本上间接知道扬州城的高大。”也因而“王秀楚不是扬州人”。
扬州城，不但旧城高大，新城也同样高大，旅居台湾的扬州籍杜召棠先生《扬州访旧录》说：“扬州新城建于明嘉靖乙卯（1555），以御倭寇。周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高三丈。”《〈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中也说：多铎为何“兵围扬州七天而不攻？主要原因是由于扬州城高、濠深……不宜强攻，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红衣大炮）运到。”再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三十一出曾这样描写“维扬新筑两城墙”的雄姿：“贺层城顿插云霄敞，雉飞腾映压寒江。据表里山河一方，控长淮万里金汤。敌楼高窥临女墙，临风酾酒旌旗扬。”但这城高、城厚、城壮，都是和平时期的感受与景象，一旦临战，不是一门大炮放置城上，也不是一人操作一门大炮，“城内官员军民婴城（环城）固守”（多铎南京布告语），城头上人来人往，“一丈五尺”何宽之有？
正像作者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的一段话：“今之旧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佥院张德林始改之，约十里，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说：“《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有点问题，‘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照字面解释，扬州城比泰山还要高。这是著者笔误，或传抄有脱漏。此处应当是：‘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增加这五字，才解释得通。”其实这是引文者自己对“高倍之”一语的误解，联系上下文看，“高倍之”是相对于宋大城的高度而言，不烦加这五字也。同样，联系“炮不得展”与“以城狭”的上下文来看，因为“婴城固守”，炮多人杂，才“炮不得展”，因为“炮不得展”，才觉得城狭而没有余地，才觉得安置不便，也因此才在城垛设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这样的记载倒正是合情合理，符合战时城头忙乱的实际。
文章提到戴名世的《扬州城守纪略》，说戴名世是“激进的民族主義者，思想偏激”，说《纪略》中所记“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人”，文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炮是从炮口填进火药和铁丸，再舂实。它的原理是利用火药把铁丸抛向敌阵，其命中率低，杀伤力有限，每放一炮也很费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炮一次要毙敌数千人也很少见，何况300年前极原始的大炮。”这里的论述又是误解。戴名世的《纪略》中并没有说只放一炮就毙敌数千人！当时扬州旧城西门“险而不固”（清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又是清军主攻之门，“史可法自守之”，大炮数量也要相对集中些。何况此时的大炮也非“极原始”，清军所谓“红衣大炮”原叫“红夷大炮”，最初是由红头发的荷兰人传到明朝来的，清军在关外作战中才从明军手里夺得“红夷大炮”，因忌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史可法造炮自然会吸取明朝军队早已掌握的“红夷大炮”技术，杜召棠先生幼年在便益门大街及东关城头所见的十余尊大炮，其中就“有明末遗物，上有史可法全衔，重者一二千斤至三千斤”（《扬州访旧录》）。若说“从西门外的扫垢山发射一颗十斤四两的铁丸到扬州府署大堂上，这种铁丸是不会爆炸的”，并以此推论史可法的大炮铁丸也不会爆炸，不具有多大杀伤力，这种说法与推论是以偏概全，以不爆炸的偶然性来抹杀爆炸的必然性。铁炮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就在于铁丸爆炸，散弹伤人。加之，此时西门城上是居高临下近距离集群炮击，清兵又蜂拥而来，命中率自然不低，杀伤力怎能不大呢？据《宝应县志》记载，助史可法守城者有宝应籍炮手郑鸣鹿，“发炮毙敌甚众，后因炮裂被炸殉国。”又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扫垢山本名SHAO狗山。《梦香词》云‘走马试来SHAO狗地’即此。山无树木，古冢累累。”所葬就是清军尸体。因明人詈清兵为SHAODA子，故民间向称从二钓桥起迄荷花池一带的土山为SHAO狗山。后因清康熙帝南巡，为避时忌，故改称扫垢山。又据《清史稿》卷487，清兵攻城重要将官阵亡者有：云骑都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闲散岱纳。又据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鞑DA战纪》，“一个鞑DA王子死于这座城下。”其时这位传教士正流寓江南。凡此，都证明戴名世所言不虚。
书中提及的地名问题
文章认为《扬州十日记》“书中很少提到地名”，“除了何家坟一个地名外，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不像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的《扬州劫余小志》，记载太平军退出扬州城后扬城残破之状况，“交代的地名、方位、路线清清楚楚。反过来看《扬州十日记》说得混乱不清。只能有一个结论，作者不是扬州人，也没有到过扬州。”
文章还认为，王秀楚“住宅新城东”，据其所述分析，“可以锁定他居住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居住”，而“从情理上推测，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街东撤，在旧城内，过四望亭、汶河，折而向南，沿院大街（今万家福商城门前）来到南门街，本想从安江门出城去瓜洲，在安江门内受到阻碍，于是沿小东门街（今甘泉路）向东，又想从钞关出城，刚走出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小东门，又遇上了清军，于是遇害。”这样，王秀楚“照理是见不到史可法败走的情况的”，可是《扬州十日记》中却说王秀楚亲眼所见。
然而，作者没有思考，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扬州劫余小志》，均为事定后从容不迫地踏勘调查所记；《扬州十日记》则是事发时“身所亲历，目所亲睹”的逐日记录，所记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死危亡情状。前者可以清晰地说出地名、方位、路线，后者几不知身居何世、身置何所。这两者并无可比性。
所谓一沟、一池、一塘、一巷、一街“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而未一一说出具体的“名字”，这也是不情之求。《扬州十日记》哪里是轻松愉快的导游，要一站一站地报出地名？
《扬州十日记》所记地名，只记有“何家坟一个”，也不符此书实际。书中除交代“新城东”、“何家坟”两个地名外，尚有“廷尉永言姚公居”、“西商乔承望之室”、“本坊昭阳李宅”、“官沟”、“田巷”、“缺口关”，一共有八个地名。
“新城东”，既已锁定“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就不再赘述。
“何家坟”，《乾隆江都县志》“坊铺”栏明确记有“徐凝门何家坟”。由此可以知道，何家坟不是一条巷子，而是一个区域，如同北京的“公主坟”一样，不是指孤立的一个小地点。从《江苏省扬州市地名录》所附《扬州府治城图》来看，“何家坟”后有“红水汪”（今方圈门一带），这一区域原为低洼的水汪地区，不乏沟、池、汪、塘，此汪之名“红水汪”，即因清兵屠戮，血水汇聚而得名。江树峰先生在《耿家巷记》中说：“扬州耿家巷在新城之东南隅。此地明代河流纵横，一片沼泽。明代邑之文史学家陆弼访今耿家巷北之兴教寺云：‘野寺萧条绿水湾，入门秋潦没苔斑。’正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明末扬州惨遭十日之祸，居民靡有孑遗，庐舍俱焚，尤为新城东南部抵抗最烈，毁坏亦最多。万寿、兴教两寺之前虽经百余年，仍为大片废墟，固无巷也。直至乾隆中叶，每逢雨季，其地即成大小不等之池泊。”
“廷尉永言姚公居”，在今康山。姚永言名思孝，明末江都人，崇祯元年进士，初官兵科给事中，后官大理寺卿，因称“廷尉”。其“屋宇深邃”，因其为高官大宅。
“西商乔承望之室”，在今北河下。“西商”指山西、陕西商人，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５２载：“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在明代扬州盐商中，西商的财力远大于徽商。为便于打理盐运事务，明代盐商多聚居在东关街，“东关街住不下了，就沿运河向南发展，形成了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我们现在印象中的盐商住宅区是在南河下，那是因为建造的时间较东关街的晚，房屋比早期的豪华，保存得也较为完好。”（黄继林著《扬州名巷》）
“本坊昭阳李宅”，即明大学士李春芳故居，旧称元老府，其地后建有田皇亲花园。田皇亲指崇祯皇帝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称，田皇亲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今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此范围，即李春芳故居旧址。所言“本坊”，指王秀楚住处与李宅同属一“坊”，所言“昭阳”，指李春芳原为兴化人。
“官沟”，此为新城埂子街之下水道，《扬州府治城图》在挹江门处标有“官沟头”，即此下水道之起头处。此下水道由西向东，系自埂子街起，经穆乡巷（今木香巷）、永宁宫，迄南河下，在徐凝门处排水入古运河。《扬州十日记》说：“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所述之地，指此。
“田巷”，即新城因田贵妃、田皇亲而命名的田家巷。
“缺口关”，即新城东南之通济门（俗称缺口）。扬州人“门”、“关”通用，有邗关、东关、钞关，不得认为“关”、“门”不是扬州人的通称。
以上八个地名，均不出扬城东南一片，都在王秀楚一家于死亡线上挣扎、辗转逃难的范围。对照这些地名，其忽西忽东忽南忽北的逃难路线，清清楚楚，绝非“混乱不清”，怎么能轻率否定王秀楚是扬州人呢？更怎么能说王秀楚连扬州“也没有到过”呢？一个从未到过扬州的外乡人，能说出这么多连今天许多扬州人都久已陌生的地名吗？
史可法撤退路线问题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想象，为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撤退画定了一条沿大街直行的路线，以为那样才合理。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扬州城内已展开巷战，军情瞬息万变，岂能如和平时期，沿通衢大道从容行走？何况兵败撤退，必得迂回曲折，辗转以达。对此，杜召棠先生的《史可法殉难考》，综合《明史·史可法传》、《雍正扬州府志》、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全祖望《梅花岭记》、《乾隆江都县志》等记载，并结合“扬州街道形势”，详加考察，指出：“破城日期，为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已无疑义。城破后，史公自刎不死。亦无疑义。唯所出城门，共有三说，方向且绝对不同：一为小东门；一为天宁门，与北门平行；一为南门。差异如此，大堪考证。此三说中，除天宁门近于附会，已由全祖望《梅花岭记》中斥为蛇足，负翁（杜召棠笔名）以为青衣乌帽，更非戎马仓皇时服装。天宁门外无江，更可见其正确性甚微，可置勿论。兹所成为问题者，为小东门与南门而已。负翁小心求证，乃于《扬州十日记》中，竟然获得答案。”杜召棠先生认为：“《扬州十日记》，为江都王秀楚身处危城之中所写，是纪实文字，遇事直书，绝无烘托，文字未加修饰，堪为信史。中有一段，五十三字，至关重要，照录如左：‘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能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曰‘狼狈’、曰‘拥’，神态中已见自刎不死之史公矣。重要关键，为五十三字中四个方向字：曰‘自北而南’，曰‘盖奔东城’，曰‘欲奔南关’。”为弄清这四个方向字的确指，负翁“卒于《乾隆江都县志》三卷十四页‘坊铺’栏得之，如获至宝，上书‘徐凝门何家坟’六字，则何家坟，确在徐凝门”，“明了至此，则史公殉难经过，可据一切史料而贯通之”，这就是“盖史公自刎不死，参将许谨等拥出小东门（西门直东为大东门，史公守陴西门，不直向大东门而出，而绕小东门，盖城之西北，业已崩溃，清军已涌入矣）。直趋东关，极为外兵所阻，不能夺城而出，乃又从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以出南门。”杜召棠先生认为，王秀楚当时所在地，系在中河下，即在城内康山之东或东北”，为“城南转角处”，自然可以见到“自北而南”的史公撤退人众。我们还要补充的是，《扬州十日记》中还有很重要的“再至市上”四个字，这就表明王秀楚虽住在新城东由北向南的城墙转角处，但不是坐在家中看到的，而是走到中河下的街道看到的，这就十分合情合理。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认为，“这本书除了记笼统而概念化的杀人，没有记下一件和正史相通的轶事逸闻”，并拿臧谷《劫余小志》记太平军在扬州大屠杀与《扬州十日记》记清兵大屠杀相比较，认为：“同样记大屠杀，臧谷记载有前因后果、时间、地点、规模场面，反观《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不妨引一段《扬州十日记》的文字，来作个比较：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给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兢出而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见弟金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
这样的记载，较之臧谷的记载，多了人物对话、心理、形象、行动、环境气氛等方面的描写，怎么能说“《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辛亥革命英烈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说：“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读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这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文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大惨案的当事人“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能够杜撰得出来吗？
所谓明代正史，唯有一部历经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始编定刊行的《明史》。《辞源》“明史”条指出：该书“在唐代以后官修的正史中，以材料丰富、体例比较严谨著称。但清王朝入关时，压制民族思想，文网甚密，修史诸臣对建州女真诸事及南明史迹，讳莫如深，曲文偏辞，亦为前史所罕见。”像扬州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清廷讳之唯恐莫深，其轶事逸闻，怎么可能和这样的正史相通？尽管如此，《明史·史可法传》谓“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还是透露了扬州屠城“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渍，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扬州十日记》语）的一丝信息。史可法临难不苟免，“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也表明史可法确实是始终如一，信守对扬州人民的诺言：“一人当之，不累百姓。”（《扬州十日记》所记督镇牌谕）
书中“后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一语，也与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所记一件轶事逸闻相通：徽州盐商汪文德与其弟文健以30万金犒师，“乞（豫）王勿杀无辜”，而终不免。
历来伪书之作伪，反倒是处处求与正史相通的。《扬州十日记》无法求与正史相通，也无意求与正史相通，恰恰反证了其“不伪”。
杨姓守将的有无等问题
作者提出疑问：《扬州十日记》中写到一个姓杨的守将，为何其他各种书籍中皆未提及此人？从二十四日夜里到第二天，城内沸反盈天，一片喊杀声，在这生存与死亡的关头时刻，为何瓜洲的亲戚竟从安全地区跑进死亡场所扬州城内投亲？王秀楚为什么不记载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等将领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事实上，史书上记载的守城文武官员姓名，仅是高级或中级较为有名的人员，不可能全部留下他们的姓名。而此时的瓜洲，也不是什么安全地区，明李清《南渡录》载：“时许定国以北兵至，高杰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馀兵于十四日尽焚瓜洲营，趋镇江，杀故所掠者而更掠。”十四日瓜洲即如此不安全了，瓜洲亲戚未能料到有史可法镇守的扬州竟也成死亡之所，匆忙中来扬投亲，只能说计虑不足，一时冒失。
王秀楚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即使如某些书中所说，曾为史可法幕僚，充其量也不过是史可法“礼贤馆”的闲散职员，此时王秀楚逃命不暇，哪里能驻足观看巷战？他不是负责战地采访的随军记者，怎能苛求他记下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清兵的军纪问题
文章引述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座中所言，将“为什么60万人的满族能够征服1万万人的汉族”归结为6个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杀人”。这是从宏观上来看清军军纪。联系到扬州，作者认为，“攻城、巷战在一天内结束，一般说没有必要大屠杀”；“当时的大炮没有多少杀伤力，由此引起的报复也就没有根据”；清摄政王多尔衮与清军进攻扬州的统帅多铎说，清军入关前，多尔衮曾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作者就此发问：“多铎在征服南京后没有大屠杀，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呢？”
试想，不靠野蛮的武力征服，满族怎能以60万人征服1万万汉族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先生《讨满洲檄》列出清廷统治者的十四大罪状，其第四大罪状是：“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赵朴初先生的《史可法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纪念》诗说：“江左文恬与武嬉，当年急难几男儿。朋争族怨今陈迹，独耀民魂史督师。”南明覆亡的外因是清兵强悍的武力进攻，内因则是“文恬武嬉”、朋党之争的极大腐败。论幅员，南明国土远大于满洲；论经济，南明沿江一带已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其农业经济也远比满族游牧经济先进；论军队，南明军队总数大于清军近10倍。但最终南明还是亡了，亡在朝野上下、军队内外高层的极大腐败。
[ 本帖最後由 a1a2a33 於 2011-8-14 06:40 編輯 ]
《扬州史志》今年第一期，载有《〈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该文断言：“此是伪书，毫无价值可言。”并称这是作者“细读此书”的“发现”。
本月10日，黄继林先生在网上发现《〈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母本”《〈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我们比照《证讹》，细读该文，发现该文的框架结构、思想脉络基本沿袭《证讹》，不少语言系抄自《证讹》的原文原句，而作者未作任何交代与说明。
《证讹》一文仅止于证“讹”，而该文则进一步证“伪”。“讹”也者，错误也；“伪”也者，造假也。“讹”之于“伪”，相距远矣！
《扬州十日记》果真是伪书吗？果真是毫无价值可言吗？我们的看法是：它绝不是伪书，而是不可多得、秉笔直书的史书；它不仅有史学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较之《〈扬州十日记〉证讹》，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些作者所见、所想的乡土材料，我们不妨对这些乡土材料一一加以考订。
扬州城墙置放大炮的宽窄问题
论据之一，《扬州十日记》中说：“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由此发问：“扬州城头上果真这样狭窄吗？”文章引用《乾隆江都县志》卷二记述，又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述指出：“扬州城厚一丈五尺，高三尺。”再以1950年作者来到扬州，登城的感受是“和今天南京保留下来的城墙差不了多少”，来加以印证。复以清初大炮长不到3米来类比，指出：“何况炮口还要伸出城墙之外。书中说由于城墙上过于狭窄，炮具无法放置，这是错误的。”因而“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王秀楚没有见过扬州城的雄姿，也没有从书本上间接知道扬州城的高大。”也因而“王秀楚不是扬州人”。
扬州城，不但旧城高大，新城也同样高大，旅居台湾的扬州籍杜召棠先生《扬州访旧录》说：“扬州新城建于明嘉靖乙卯（1555），以御倭寇。周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高三丈。”《〈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中也说：多铎为何“兵围扬州七天而不攻？主要原因是由于扬州城高、濠深……不宜强攻，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红衣大炮）运到。”再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三十一出曾这样描写“维扬新筑两城墙”的雄姿：“贺层城顿插云霄敞，雉飞腾映压寒江。据表里山河一方，控长淮万里金汤。敌楼高窥临女墙，临风酾酒旌旗扬。”但这城高、城厚、城壮，都是和平时期的感受与景象，一旦临战，不是一门大炮放置城上，也不是一人操作一门大炮，“城内官员军民婴城（环城）固守”（多铎南京布告语），城头上人来人往，“一丈五尺”何宽之有？
正像作者引用《扬州画舫录》卷九的一段话：“今之旧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佥院张德林始改之，约十里，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说：“《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有点问题，‘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照字面解释，扬州城比泰山还要高。这是著者笔误，或传抄有脱漏。此处应当是：‘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增加这五字，才解释得通。”其实这是引文者自己对“高倍之”一语的误解，联系上下文看，“高倍之”是相对于宋大城的高度而言，不烦加这五字也。同样，联系“炮不得展”与“以城狭”的上下文来看，因为“婴城固守”，炮多人杂，才“炮不得展”，因为“炮不得展”，才觉得城狭而没有余地，才觉得安置不便，也因此才在城垛设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这样的记载倒正是合情合理，符合战时城头忙乱的实际。
文章提到戴名世的《扬州城守纪略》，说戴名世是“激进的民族主義者，思想偏激”，说《纪略》中所记“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人”，文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炮是从炮口填进火药和铁丸，再舂实。它的原理是利用火药把铁丸抛向敌阵，其命中率低，杀伤力有限，每放一炮也很费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炮一次要毙敌数千人也很少见，何况300年前极原始的大炮。”这里的论述又是误解。戴名世的《纪略》中并没有说只放一炮就毙敌数千人！当时扬州旧城西门“险而不固”（清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又是清军主攻之门，“史可法自守之”，大炮数量也要相对集中些。何况此时的大炮也非“极原始”，清军所谓“红衣大炮”原叫“红夷大炮”，最初是由红头发的荷兰人传到明朝来的，清军在关外作战中才从明军手里夺得“红夷大炮”，因忌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史可法造炮自然会吸取明朝军队早已掌握的“红夷大炮”技术，杜召棠先生幼年在便益门大街及东关城头所见的十余尊大炮，其中就“有明末遗物，上有史可法全衔，重者一二千斤至三千斤”（《扬州访旧录》）。若说“从西门外的扫垢山发射一颗十斤四两的铁丸到扬州府署大堂上，这种铁丸是不会爆炸的”，并以此推论史可法的大炮铁丸也不会爆炸，不具有多大杀伤力，这种说法与推论是以偏概全，以不爆炸的偶然性来抹杀爆炸的必然性。铁炮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就在于铁丸爆炸，散弹伤人。加之，此时西门城上是居高临下近距离集群炮击，清兵又蜂拥而来，命中率自然不低，杀伤力怎能不大呢？据《宝应县志》记载，助史可法守城者有宝应籍炮手郑鸣鹿，“发炮毙敌甚众，后因炮裂被炸殉国。”又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扫垢山本名SHAO狗山。《梦香词》云‘走马试来SHAO狗地’即此。山无树木，古冢累累。”所葬就是清军尸体。因明人詈清兵为SHAODA子，故民间向称从二钓桥起迄荷花池一带的土山为SHAO狗山。后因清康熙帝南巡，为避时忌，故改称扫垢山。又据《清史稿》卷487，清兵攻城重要将官阵亡者有：云骑都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闲散岱纳。又据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鞑DA战纪》，“一个鞑DA王子死于这座城下。”其时这位传教士正流寓江南。凡此，都证明戴名世所言不虚。
书中提及的地名问题
文章认为《扬州十日记》“书中很少提到地名”，“除了何家坟一个地名外，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不像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的《扬州劫余小志》，记载太平军退出扬州城后扬城残破之状况，“交代的地名、方位、路线清清楚楚。反过来看《扬州十日记》说得混乱不清。只能有一个结论，作者不是扬州人，也没有到过扬州。”
文章还认为，王秀楚“住宅新城东”，据其所述分析，“可以锁定他居住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居住”，而“从情理上推测，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街东撤，在旧城内，过四望亭、汶河，折而向南，沿院大街（今万家福商城门前）来到南门街，本想从安江门出城去瓜洲，在安江门内受到阻碍，于是沿小东门街（今甘泉路）向东，又想从钞关出城，刚走出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小东门，又遇上了清军，于是遇害。”这样，王秀楚“照理是见不到史可法败走的情况的”，可是《扬州十日记》中却说王秀楚亲眼所见。
然而，作者没有思考，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及臧谷《扬州劫余小志》，均为事定后从容不迫地踏勘调查所记；《扬州十日记》则是事发时“身所亲历，目所亲睹”的逐日记录，所记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死危亡情状。前者可以清晰地说出地名、方位、路线，后者几不知身居何世、身置何所。这两者并无可比性。
所谓一沟、一池、一塘、一巷、一街“尽是很概念化的地名”，而未一一说出具体的“名字”，这也是不情之求。《扬州十日记》哪里是轻松愉快的导游，要一站一站地报出地名？
《扬州十日记》所记地名，只记有“何家坟一个”，也不符此书实际。书中除交代“新城东”、“何家坟”两个地名外，尚有“廷尉永言姚公居”、“西商乔承望之室”、“本坊昭阳李宅”、“官沟”、“田巷”、“缺口关”，一共有八个地名。
“新城东”，既已锁定“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在徐凝门内南河下（街）、康山一带”，就不再赘述。
“何家坟”，《乾隆江都县志》“坊铺”栏明确记有“徐凝门何家坟”。由此可以知道，何家坟不是一条巷子，而是一个区域，如同北京的“公主坟”一样，不是指孤立的一个小地点。从《江苏省扬州市地名录》所附《扬州府治城图》来看，“何家坟”后有“红水汪”（今方圈门一带），这一区域原为低洼的水汪地区，不乏沟、池、汪、塘，此汪之名“红水汪”，即因清兵屠戮，血水汇聚而得名。江树峰先生在《耿家巷记》中说：“扬州耿家巷在新城之东南隅。此地明代河流纵横，一片沼泽。明代邑之文史学家陆弼访今耿家巷北之兴教寺云：‘野寺萧条绿水湾，入门秋潦没苔斑。’正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明末扬州惨遭十日之祸，居民靡有孑遗，庐舍俱焚，尤为新城东南部抵抗最烈，毁坏亦最多。万寿、兴教两寺之前虽经百余年，仍为大片废墟，固无巷也。直至乾隆中叶，每逢雨季，其地即成大小不等之池泊。”
“廷尉永言姚公居”，在今康山。姚永言名思孝，明末江都人，崇祯元年进士，初官兵科给事中，后官大理寺卿，因称“廷尉”。其“屋宇深邃”，因其为高官大宅。
“西商乔承望之室”，在今北河下。“西商”指山西、陕西商人，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５２载：“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在明代扬州盐商中，西商的财力远大于徽商。为便于打理盐运事务，明代盐商多聚居在东关街，“东关街住不下了，就沿运河向南发展，形成了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我们现在印象中的盐商住宅区是在南河下，那是因为建造的时间较东关街的晚，房屋比早期的豪华，保存得也较为完好。”（黄继林著《扬州名巷》）
“本坊昭阳李宅”，即明大学士李春芳故居，旧称元老府，其地后建有田皇亲花园。田皇亲指崇祯皇帝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称，田皇亲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今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此范围，即李春芳故居旧址。所言“本坊”，指王秀楚住处与李宅同属一“坊”，所言“昭阳”，指李春芳原为兴化人。
“官沟”，此为新城埂子街之下水道，《扬州府治城图》在挹江门处标有“官沟头”，即此下水道之起头处。此下水道由西向东，系自埂子街起，经穆乡巷（今木香巷）、永宁宫，迄南河下，在徐凝门处排水入古运河。《扬州十日记》说：“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所述之地，指此。
“田巷”，即新城因田贵妃、田皇亲而命名的田家巷。
“缺口关”，即新城东南之通济门（俗称缺口）。扬州人“门”、“关”通用，有邗关、东关、钞关，不得认为“关”、“门”不是扬州人的通称。
以上八个地名，均不出扬城东南一片，都在王秀楚一家于死亡线上挣扎、辗转逃难的范围。对照这些地名，其忽西忽东忽南忽北的逃难路线，清清楚楚，绝非“混乱不清”，怎么能轻率否定王秀楚是扬州人呢？更怎么能说王秀楚连扬州“也没有到过”呢？一个从未到过扬州的外乡人，能说出这么多连今天许多扬州人都久已陌生的地名吗？
史可法撤退路线问题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想象，为众兵将簇拥史可法从西门撤退画定了一条沿大街直行的路线，以为那样才合理。作者没有考虑到，当时扬州城内已展开巷战，军情瞬息万变，岂能如和平时期，沿通衢大道从容行走？何况兵败撤退，必得迂回曲折，辗转以达。对此，杜召棠先生的《史可法殉难考》，综合《明史·史可法传》、《雍正扬州府志》、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全祖望《梅花岭记》、《乾隆江都县志》等记载，并结合“扬州街道形势”，详加考察，指出：“破城日期，为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已无疑义。城破后，史公自刎不死。亦无疑义。唯所出城门，共有三说，方向且绝对不同：一为小东门；一为天宁门，与北门平行；一为南门。差异如此，大堪考证。此三说中，除天宁门近于附会，已由全祖望《梅花岭记》中斥为蛇足，负翁（杜召棠笔名）以为青衣乌帽，更非戎马仓皇时服装。天宁门外无江，更可见其正确性甚微，可置勿论。兹所成为问题者，为小东门与南门而已。负翁小心求证，乃于《扬州十日记》中，竟然获得答案。”杜召棠先生认为：“《扬州十日记》，为江都王秀楚身处危城之中所写，是纪实文字，遇事直书，绝无烘托，文字未加修饰，堪为信史。中有一段，五十三字，至关重要，照录如左：‘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能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曰‘狼狈’、曰‘拥’，神态中已见自刎不死之史公矣。重要关键，为五十三字中四个方向字：曰‘自北而南’，曰‘盖奔东城’，曰‘欲奔南关’。”为弄清这四个方向字的确指，负翁“卒于《乾隆江都县志》三卷十四页‘坊铺’栏得之，如获至宝，上书‘徐凝门何家坟’六字，则何家坟，确在徐凝门”，“明了至此，则史公殉难经过，可据一切史料而贯通之”，这就是“盖史公自刎不死，参将许谨等拥出小东门（西门直东为大东门，史公守陴西门，不直向大东门而出，而绕小东门，盖城之西北，业已崩溃，清军已涌入矣）。直趋东关，极为外兵所阻，不能夺城而出，乃又从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以出南门。”杜召棠先生认为，王秀楚当时所在地，系在中河下，即在城内康山之东或东北”，为“城南转角处”，自然可以见到“自北而南”的史公撤退人众。我们还要补充的是，《扬州十日记》中还有很重要的“再至市上”四个字，这就表明王秀楚虽住在新城东由北向南的城墙转角处，但不是坐在家中看到的，而是走到中河下的街道看到的，这就十分合情合理。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认为，“这本书除了记笼统而概念化的杀人，没有记下一件和正史相通的轶事逸闻”，并拿臧谷《劫余小志》记太平军在扬州大屠杀与《扬州十日记》记清兵大屠杀相比较，认为：“同样记大屠杀，臧谷记载有前因后果、时间、地点、规模场面，反观《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不妨引一段《扬州十日记》的文字，来作个比较：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给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兢出而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见弟金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
这样的记载，较之臧谷的记载，多了人物对话、心理、形象、行动、环境气氛等方面的描写，怎么能说“《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辛亥革命英烈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说：“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读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这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文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大惨案的当事人“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能够杜撰得出来吗？
所谓明代正史，唯有一部历经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始编定刊行的《明史》。《辞源》“明史”条指出：该书“在唐代以后官修的正史中，以材料丰富、体例比较严谨著称。但清王朝入关时，压制民族思想，文网甚密，修史诸臣对建州女真诸事及南明史迹，讳莫如深，曲文偏辞，亦为前史所罕见。”像扬州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清廷讳之唯恐莫深，其轶事逸闻，怎么可能和这样的正史相通？尽管如此，《明史·史可法传》谓“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还是透露了扬州屠城“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渍，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扬州十日记》语）的一丝信息。史可法临难不苟免，“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也表明史可法确实是始终如一，信守对扬州人民的诺言：“一人当之，不累百姓。”（《扬州十日记》所记督镇牌谕）
书中“后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一语，也与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所记一件轶事逸闻相通：徽州盐商汪文德与其弟文健以30万金犒师，“乞（豫）王勿杀无辜”，而终不免。
历来伪书之作伪，反倒是处处求与正史相通的。《扬州十日记》无法求与正史相通，也无意求与正史相通，恰恰反证了其“不伪”。
杨姓守将的有无等问题
作者提出疑问：《扬州十日记》中写到一个姓杨的守将，为何其他各种书籍中皆未提及此人？从二十四日夜里到第二天，城内沸反盈天，一片喊杀声，在这生存与死亡的关头时刻，为何瓜洲的亲戚竟从安全地区跑进死亡场所扬州城内投亲？王秀楚为什么不记载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等将领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事实上，史书上记载的守城文武官员姓名，仅是高级或中级较为有名的人员，不可能全部留下他们的姓名。而此时的瓜洲，也不是什么安全地区，明李清《南渡录》载：“时许定国以北兵至，高杰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馀兵于十四日尽焚瓜洲营，趋镇江，杀故所掠者而更掠。”十四日瓜洲即如此不安全了，瓜洲亲戚未能料到有史可法镇守的扬州竟也成死亡之所，匆忙中来扬投亲，只能说计虑不足，一时冒失。
王秀楚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即使如某些书中所说，曾为史可法幕僚，充其量也不过是史可法“礼贤馆”的闲散职员，此时王秀楚逃命不暇，哪里能驻足观看巷战？他不是负责战地采访的随军记者，怎能苛求他记下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清兵的军纪问题
文章引述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座中所言，将“为什么60万人的满族能够征服1万万人的汉族”归结为6个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杀人”。这是从宏观上来看清军军纪。联系到扬州，作者认为，“攻城、巷战在一天内结束，一般说没有必要大屠杀”；“当时的大炮没有多少杀伤力，由此引起的报复也就没有根据”；清摄政王多尔衮与清军进攻扬州的统帅多铎说，清军入关前，多尔衮曾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作者就此发问：“多铎在征服南京后没有大屠杀，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呢？”
试想，不靠野蛮的武力征服，满族怎能以60万人征服1万万汉族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先生《讨满洲檄》列出清廷统治者的十四大罪状，其第四大罪状是：“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赵朴初先生的《史可法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纪念》诗说：“江左文恬与武嬉，当年急难几男儿。朋争族怨今陈迹，独耀民魂史督师。”南明覆亡的外因是清兵强悍的武力进攻，内因则是“文恬武嬉”、朋党之争的极大腐败。论幅员，南明国土远大于满洲；论经济，南明沿江一带已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其农业经济也远比满族游牧经济先进；论军队，南明军队总数大于清军近10倍。但最终南明还是亡了，亡在朝野上下、军队内外高层的极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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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要言之，原因有四：
1．清兵大举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极少阻挡，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这才惹恼了清兵统帅多铎。
2．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手工作坊兴起，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一股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外来势力，一旦入侵扬州这一先进地区，怎能不激起扬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对史可法抗清斗争的支持？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爱国热情的高涨。我们不妨读读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氵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怎样的响应与支持。弱质女子尚且贞烈如此，爱国男儿能不抗争到底？
对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侵略者的兽性。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3．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SHAO狗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王子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大屠杀的报复。
4．为进军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自供状。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酬朱监纪四辅》）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以及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诗篇，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读。
图画，史可法纪念馆藏有一幅《追远图》。以“追远”二字题图，乃“慎终追远”之意，指“祖先虽远，须依礼追祭”。此图所追祭之祖先，为图中葆儿的母亲，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扬州十日”中“澄潭尽节”的烈妇，因而此图又名《澄潭尽节图》，嘉庆、道光间，安徽女诗人汪有《题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澄潭尽节图〉，为葆儿作，并序》，《序》说：“孺人，秦蒲城望族，归史君似兰，有懿德。夫贤早逝，遗孤臣甫十岁。孺人年廿七，夫丧未葬，遭甲申之变，惧为兵辱，携孤哭夫柩侧，夜投澄潭。臣赴水救之，孺人没而遗孤独活，天之不绝节妇后也。既而臣求得父一扇、母一梳，如见亲容，绘图纪事，读者无不泪下云。”葆儿为臣幼名。《序》中故意把乙酉年改作“甲申年”，以避清廷文字狱也。但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历历在目，读此诗对此图，图画所示历史情景，令人明白无误。
话本，则有《中国小说总目提要》所收之石成金著《雨花香》，此书全名为《扬州近事雨花香》，40卷，今藏上海图书馆。石成金（1659—1736？）字天基，号惺斋，清江都人，话本作家。其《雨花香》之前冠以“扬州近事”，正表明话本中“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这些叙述、描写，都是距“扬州十日”不远的事。
满人说汉话征朝鲜的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满族祖先女真部曾有一支原住辽东，“1437年（明正统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尔次子董山袭职，仍为建州左卫指挥”，董山“向明朝要求返回‘辽东居住’，得到明朝允许”。萨尔浒之战（抚顺东60里，1619年）后，后金更进入辽沈地区，“迁都到辽阳”。（《简明清史》51页—58页）而辽东、辽阳是汉满杂居区，满语、汉语早已交流，怎么能断言满人就一定不能说汉语呢？
读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次对朝用兵”一节可知，第一次，“义州失陷后，数万民兵，皆被屠戮。”第二次，“贵嫔二王子和内官及许多宗室皆被俘虏，朝鲜国王被迫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朝鲜被掳待赎的人口，“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两次对朝用兵”一节中，就引用了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还引用了《清太宗实录》和《沈阳状启》的材料。
《扬州十日记》的价值
它虽是一本不足8千字的小书，却既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史学价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信史。“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而“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立场比较客观，不带偏见，无所袒护，也无所隐讳，即如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书中既揭露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也揭露明军的军纪涣散与高杰余部的强盗行径，还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铤而走险。书中既对无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也对极少数失节妇女的“曲尽媚态”，表示卑视与愤慨，“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还对“有捐金万两而卒受毙者”表示惋惜，并慨叹：是“扬人自导之也！”此“自导”为“自食其果”之“导”；而对自身纳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狈行状，也丝毫不加掩饰，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书中既为史可法的临难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当之，不累百姓”的“牌谕”而“感泣”，也为邻居洪妪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间还有兄弟、夫妇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手足之情与伉俪之情。可以说，全书爱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恶交织。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义为准；凡所褒贬，明辨是非，一以大节为重。作为第一手资料，这就提供了历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真切才感人。
1840年，林语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风社出版了扬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译的《扬州十日记》。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在该英译本《序言》中，对本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且就文学之观点言之，《扬州十日记》亦为非凡之文献。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此书之真切纯正，读者无不为之感动。而其文风之质朴无华，足证原书之绝非虚构。（转引自曾学文著《扬州名书》）
贝德博士说得好，“明代之覆亡与满人之侵入，历史学家每多浮泛之论，而《扬州十日记》一书，由征实多矣。此书就人类生命与价值立论，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钻进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湮没无闻达250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杂记》）所以1897年，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1903年，邹容在上海刊行《革命军》，更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大造革命舆论。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扬州十日记》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一说1904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警世钟》，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又以《扬州十日记》为反帝爱国的警世教材，大声疾呼：“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警世钟》中对世人提出“十条奉劝”，第五条是：“劝富的舍钱。”说：“你看自古换朝的时候，受尽苦楚的不是那富户吗？《扬州十日记》上所载，满兵将到扬州，那些富户一文钱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钱买命，一队去了，一队又来，有出过万金终不免于死的。”读来，令人大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扬州十日记》一版又一版发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确实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民众作用。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1942年4月在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时，身负重伤，5月不治殉国，检点将军遗物，其中就有染上将军血迹的《扬州十日记》。视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此诗的写作时间，距离1645年的“扬州十日”，才27年，竟已经是“儿童谁识破城年”了。这使我们想到了对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务须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扬州十日记》仍不失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爱国主义教材
1．清兵大举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极少阻挡，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这才惹恼了清兵统帅多铎。
2．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手工作坊兴起，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一股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外来势力，一旦入侵扬州这一先进地区，怎能不激起扬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对史可法抗清斗争的支持？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爱国热情的高涨。我们不妨读读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氵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怎样的响应与支持。弱质女子尚且贞烈如此，爱国男儿能不抗争到底？
对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侵略者的兽性。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3．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SHAO狗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王子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大屠杀的报复。
4．为进军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自供状。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酬朱监纪四辅》）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以及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诗篇，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读。
图画，史可法纪念馆藏有一幅《追远图》。以“追远”二字题图，乃“慎终追远”之意，指“祖先虽远，须依礼追祭”。此图所追祭之祖先，为图中葆儿的母亲，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扬州十日”中“澄潭尽节”的烈妇，因而此图又名《澄潭尽节图》，嘉庆、道光间，安徽女诗人汪有《题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澄潭尽节图〉，为葆儿作，并序》，《序》说：“孺人，秦蒲城望族，归史君似兰，有懿德。夫贤早逝，遗孤臣甫十岁。孺人年廿七，夫丧未葬，遭甲申之变，惧为兵辱，携孤哭夫柩侧，夜投澄潭。臣赴水救之，孺人没而遗孤独活，天之不绝节妇后也。既而臣求得父一扇、母一梳，如见亲容，绘图纪事，读者无不泪下云。”葆儿为臣幼名。《序》中故意把乙酉年改作“甲申年”，以避清廷文字狱也。但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历历在目，读此诗对此图，图画所示历史情景，令人明白无误。
话本，则有《中国小说总目提要》所收之石成金著《雨花香》，此书全名为《扬州近事雨花香》，40卷，今藏上海图书馆。石成金（1659—1736？）字天基，号惺斋，清江都人，话本作家。其《雨花香》之前冠以“扬州近事”，正表明话本中“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这些叙述、描写，都是距“扬州十日”不远的事。
满人说汉话征朝鲜的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满族祖先女真部曾有一支原住辽东，“1437年（明正统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尔次子董山袭职，仍为建州左卫指挥”，董山“向明朝要求返回‘辽东居住’，得到明朝允许”。萨尔浒之战（抚顺东60里，1619年）后，后金更进入辽沈地区，“迁都到辽阳”。（《简明清史》51页—58页）而辽东、辽阳是汉满杂居区，满语、汉语早已交流，怎么能断言满人就一定不能说汉语呢？
读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次对朝用兵”一节可知，第一次，“义州失陷后，数万民兵，皆被屠戮。”第二次，“贵嫔二王子和内官及许多宗室皆被俘虏，朝鲜国王被迫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朝鲜被掳待赎的人口，“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两次对朝用兵”一节中，就引用了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还引用了《清太宗实录》和《沈阳状启》的材料。
《扬州十日记》的价值
它虽是一本不足8千字的小书，却既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史学价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信史。“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而“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立场比较客观，不带偏见，无所袒护，也无所隐讳，即如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书中既揭露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也揭露明军的军纪涣散与高杰余部的强盗行径，还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铤而走险。书中既对无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也对极少数失节妇女的“曲尽媚态”，表示卑视与愤慨，“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还对“有捐金万两而卒受毙者”表示惋惜，并慨叹：是“扬人自导之也！”此“自导”为“自食其果”之“导”；而对自身纳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狈行状，也丝毫不加掩饰，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书中既为史可法的临难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当之，不累百姓”的“牌谕”而“感泣”，也为邻居洪妪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间还有兄弟、夫妇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手足之情与伉俪之情。可以说，全书爱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恶交织。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义为准；凡所褒贬，明辨是非，一以大节为重。作为第一手资料，这就提供了历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真切才感人。
1840年，林语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风社出版了扬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译的《扬州十日记》。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在该英译本《序言》中，对本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且就文学之观点言之，《扬州十日记》亦为非凡之文献。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此书之真切纯正，读者无不为之感动。而其文风之质朴无华，足证原书之绝非虚构。（转引自曾学文著《扬州名书》）
贝德博士说得好，“明代之覆亡与满人之侵入，历史学家每多浮泛之论，而《扬州十日记》一书，由征实多矣。此书就人类生命与价值立论，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钻进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湮没无闻达250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杂记》）所以1897年，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1903年，邹容在上海刊行《革命军》，更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大造革命舆论。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扬州十日记》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一说1904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警世钟》，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又以《扬州十日记》为反帝爱国的警世教材，大声疾呼：“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警世钟》中对世人提出“十条奉劝”，第五条是：“劝富的舍钱。”说：“你看自古换朝的时候，受尽苦楚的不是那富户吗？《扬州十日记》上所载，满兵将到扬州，那些富户一文钱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钱买命，一队去了，一队又来，有出过万金终不免于死的。”读来，令人大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扬州十日记》一版又一版发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确实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民众作用。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1942年4月在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时，身负重伤，5月不治殉国，检点将军遗物，其中就有染上将军血迹的《扬州十日记》。视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此诗的写作时间，距离1645年的“扬州十日”，才27年，竟已经是“儿童谁识破城年”了。这使我们想到了对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务须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扬州十日记》仍不失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爱国主义教材